Forcing the US to Increase Its Policy Capital in the 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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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在其经济成长过程中都有权分享一个不受威胁的友好国际大环境。美国近来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操纵”行为正在激化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威胁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外部稳定环境。

在微博上应激式的愤怒无法让美国人感同身受，洞悉美国在南海和钓鱼岛所持战略底线才能获得中国人的自信。过去我们在南海、钓鱼岛常讲国际政治，现在也不妨换换经济学角度。

2008年是国别增长竞赛的关键一年，国际经济发展优势有快速向亚洲、尤其向中国倾斜的迹象。对美国来说，在21世纪继续保持身处增长大区、维持主导国家地位、领衔产业增长的最好选择是把两个多世纪以来主要面对大西洋发展的身体转过来，面向太平洋。显然，重返亚洲，美国不是草率而来，操纵南海和钓鱼岛仅仅是美国太平洋世纪战略的点集博弈，其深层目标是将国家增长的世纪重点放在倚重亚太地区的增长上。这才是美国人的战略企图。

面对太平洋战略，美国人有多项选择。中美共管是个选项，但在未来几十年内很难转化为现实。中美俄共管，引申的问题涉及世界范围，合作成本太高。现实上可接受的是和现存盟友合作，控制整个太平洋地区。在存量上巩固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在增量上与周边区域在切入点事件上边际拓展。这是个小圈子内部合作、外部零和博弈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太平洋地区的遏制均衡。

在上述战略目标下，操纵边际冲突和累积点集收益成为美国中短期行为的常态特征。钓鱼岛和南海问题是最好的切入点。美国利用了当事国人性在群体应激事件上的命门———对领土问题异常敏感，易于情绪判断。“操纵冲突”使当事国最重要的思考单元———媒体、学术圈、企业界和决策层———在国别内部于领土问题上意见高度收敛，倾向寸步不让。“操纵冲突”还使国别间原本尚有史可循的领土归属问题因声索方发散变得模糊不清，严重挤压周边国家的合作空间。

我们认为，“成本—收益”权衡是美国在南海和钓鱼岛所持立场的基础，美国行为的底线是运用“巧实力操纵”获得太平洋世纪的主导权，而不是在南海和钓鱼岛为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全面对抗（开战）背书。因此，在短期，提高我们国民舆论冷静理解南海和钓鱼岛问题的理智是当务之急；提高我们精准剥离美国的流程收益、增加其流程操纵成本是急中之急。

精准应对有两个顶层设计原则。第一，增加美国在南海和钓鱼岛周边操纵冲突的国内决策成本。太平洋东西间距2.1万公里，美国人要越过90%以上的太平洋面逼近到中国近海和内海区域，其力量输送和维持成本是中国的十倍以上，只要我们控制冲突但又让美国保持军事规模在成本不舒服的边际程度，其内部的决策成本就会增加。又如，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共和党政治力量，提倡太平洋两岸应实现“合作均衡”，反对希拉里的“遏制均衡”，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设计，增加共和党在美国国内的发言权，从而增加民主党对华遏制政策的决策成本。

第二，增加其盟友合作成本。美国人持“侠义哥”立场、冒与中国全面开战的风险与盟友单边经营太平洋世纪的可能性近乎于零。李明博登独岛事件，标志着美日韩的合作因为盟友争端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要策应韩国等在领土争端上与中国有共同立场的国家，增加美国与盟友合作对付中国的成本。让美国及其传统盟友充分意识到与中国在对抗条件下实现太平洋世纪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甚至连冲突操纵行为也是增加风险成本的。

总之，我们应该以良性合作博弈为出发点，在边际应对上刺激美国人，多做迫使它增加决策成本的事，从而从经济成本上教育和引导美国人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太平洋彼岸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