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呼吸”（“I can’t breathe”） ——遭遇白人警察德里克·乔文跪压惨死的黑人弗洛伊德临终之语，已成为美国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标签。压制在弗洛伊德脖颈上令人窒息的，不只是一个德里克·乔文，而是整个美国的沉疴痼疾。
弗洛伊德事件如同引信，正点燃全美的抗议浪潮。
最擅长寻找替罪羊的特朗普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化解之道”：由于民主党人占据明尼阿波利斯市主要官员之位，且该市政治光谱属于左翼重镇，特朗普抓住这点不放，他要把火引向对手民主党及“左翼组织”。通过行政号令和推特，特朗普悄然将一场种族主义危机转化为党争和派别之争。
特朗普反复喊话“民主党籍州长们及市长们要硬起来”，攻击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是“非常软弱的激进左翼”。他在推特上写道：“国民警卫队已经出动，他们去做那些民主党市长不能做的工作。”他还宣布将左翼激进组织“反法西斯运动”列为恐怖主义组织。
再看看民主党的表现。前总统奥巴马自是发表了一番漂亮言辞，但事实上，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并没有因为这个黑人总统昔日的治理而有所改善。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紧急把原定竞选拍档、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埃米·克洛布彻换下，因为她曾经担任过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检察官。据报道，拜登正在考虑新挑选一位非洲裔女性拍档，以便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
在选举至上金钱至上的体制异化下，美国政客们眼中似乎只剩党争，只有政治化和妖魔化。
弗洛伊德之死暴露的“美国沉疴”更在于，警察居然频频成为美国“种族恐怖主义”的打手。
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种族分歧根深蒂固。从教育到工资，非洲裔美国人无不处于弱势。据美媒统计，黑人居民仅占全市人口的20%，但从2009年底到2019年5月，黑人占了该市警察开枪事件受害者的60%以上。
然而，该市不过是“美国沉疴”的一个缩影，恰恰是法律赋予了美国警察宽泛的动武自由度。在全美各地，尽管警察致人死亡事件屡屡引发众怒，但调查人员、检察官和陪审团都不愿在事后批评警察，进一步助长了警察的特权和恣意妄为。
《美国公共卫生杂志》资料显示，2012年至2018年，美国警方平均一天打死2.8人。每10万名被捕的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中，死亡人数分别达到2.4人和1.2人，白人的这个数字则为0.7人。
有美国网民在脸书上传了《时代》周刊2015年的封面：一个奔跑的黑人身后是大批持枪警察，“America，1968”的年份变成“2015”。网民又将“2015”划去改为“2020”，并在题图上赫然写道：变与不变。
当年《时代》周刊封面报道的是巴尔的摩市25岁的黑人男子弗雷迪·格雷非正常死亡案：时年4月格雷遭非法拘留，进入警车后警察无视其呼吸困难的求救致其死亡。
1968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2015年，格雷案再揭种族主义伤疤；2020年的今天，类似一幕在美利坚合众国再度重演。
经年累月在美国蔓延的种族主义病毒至今滞留在美国社会的肌体内。难怪《纽约时报》这样写道：今日美国罹患双重瘟疫——新冠病毒和警察暴力，前者也许有一天能等到疫苗，但种族主义依然会是美国的长期问题。弗洛伊德不是第一个惨死的少数族裔，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曾自诩为“西方民主体制典范”的美国已深陷在肆虐的种族病毒、侵犯人权的警察系统、反智的党争选举之中难以自拔。曾四处出击寻找敌人的美国，其真正的敌人恰恰就存在于自身。
当声援的美国黑人们喊出“我无法呼吸”的口号时，反衬出的或许也包含他们对本国体制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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