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nd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Laissez-F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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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强﹕文明冲突与自由放任的终结

——弗里曼和亨廷顿辞世之后 2009年1月5日

【明报专讯】刚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惹起不少争议。《文明冲突》先于1993年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www.foreignaffairs.org/19930601faessay5188-p0/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html)，再于1996年以专书出版(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亨廷顿的论点并不复杂，他认为随冷战的结束，新的国际张力将受到八大文明——西方、东正教、拉美、伊斯兰、中国儒家、日本、印度 和非洲——之间的冲突所主宰。对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矛盾，《文明冲突》墨尤多。晚近的文明冲突论支持者，往往援引九一一事件来支持亨廷顿的理论，产生或强化的文化政治效果，轻的是最近美国客机驱赶回教徒落机的闹剧，重则包括合理化美军长驻中东和以色列空袭加沙。反对者则指亨廷顿的说法粗疏，不仅无视世界各地丰富多元的原住民文化，同时也随意地把以色列并入西方文明，又忽略了以佛教为主要文化的地区。

文明为什么只剩下冲突？

着有《东方论述》(Orientalism)和《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的已故哥伦比亚教授萨伊德(Edward Said)，批评亨廷顿只看到「文明」间的冲突，而无视「文明」间的交流、分享和相互孕育。他在题为〈无知的碰撞〉(The Clash of Ignorance, The Nation, Oct.4, 2001, www.thenation.com/doc/20011022/said)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们西方人、伊斯兰与其他人群都同游于彼水之中，而这些水均共享同一历史海洋的源头，因此尝试(把「文明」)分隔和划地为牢是毫无意义的。这确实是充满张力的时代，但与其短暂地满足于缺乏坚实知识、极端抽象的(文明冲突这种)胡思乱想，不如正视有权和无权社群之间的矛盾、理智和无知的现世政治、公义与不公义的普世原则。『文明冲突』论就像是『不同世界之间的战争』这类说法一样的花招，只会强化自我防卫的偏见，无助于批判地理解我们时代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笔者译)

回顾历史，萨伊德所说的「文明」间的交流、分享和孕育等依存关系，显然并非微不足道；而在我们这个所谓「全球化」的年代，「文明」间的相互渗透，更是无处不在。问题因此是：如何理解亨廷顿只眼于「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什么这种侧重冲突的文明观，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备受关注和重视？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置放于特定的历史脉络之中。

曾于1977至1978年美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亨廷顿，在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后，提出文明冲突论，可以理解为一种重新为美国寻找敌人的尝试。为美国树立新的敌人，替代冷战时期的苏共「邪恶帝国」，恐怕是想继续合理化美国的军事扩张和外交政冶上的合纵连横——拉拢拉美、东欧以对抗中东和东亚——延续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对美国的民主或共和党政府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有助推动内政和外交上民粹政治的操作。

正如Ernesto Laclau在On Populist Reason(2005)一书指出，了解民粹主义的操作，是打开理解当代政治运作的锁匙。作为一种政治逻辑，民粹操作依赖的是一种截然对立的敌我建构，以便把内部纷杂多样的「人民」，打造成拥有同一诉求(和敌人)的集体身分，当中需要意义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作为中介，以建构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统一体(例如「西方文明」)。

借助Laclau有关民粹主义的分析来阅读亨廷顿的「理论」，或可更明白为什么他只集中于讨论「文明」间的「冲突」。建构伊斯兰和中国等异族「文明」的「威胁」，正好用来填补失去了苏共这「邪恶」「敌人」的空缺，以打造美国(以至「西方」)「人民」的集体身分认同；而含义不清、内容空洞的「八大文明」及它们之间的「冲突」，也可用来承载美国「人民」在后冷战时期和社会两极分化下各式各样的焦虑和诉求。这恐怕才是文明冲突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一纸风行的真正原因。

重读凯恩斯博兰尼

如果以只有极少数人发动的九一一袭击来「印证」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的冲突，只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虚妄，那么是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似乎更能普遍反映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遗害。在過去30年橫行的放任主義和相關的政策，不僅造成嚴重的全球兩極分化，更導致影響深遠的金融海嘯，當中反映的，恐怕並不是抽象和含義不清的「文明衝突」，而是伊德所指的坐落於有權和無權的社群、理智與無知的政治力量、公義和不公義的普世原則之間的矛盾。而要理解「我们时代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似乎无可避免先要告别文明冲突论，认真分析导致金融海啸的历史原因，重新审视过去主宰全球的放任主义。

凯恩斯(J. M. Keynes)在其写于上世纪20年代中的〈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 收于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4, www.panarchy.org/keynes/laissezfaire.1926.html)中提醒我们，研究观念的历史(history of opinion)是思想解放的前提。置身金融海啸中，重读凯恩斯和博兰尼(Karl Polanyi)有关放任主义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兴衰的论断，应有助我们理解当代的处境。

凯恩斯指出，雄霸19世纪的自由放任观念，并非源自Adam Smith和Ricardo等政治经济学大师，而是出于政治哲学家之手，再经一些二流经济学者(secondary economic authorities)和教育机器(educational machine)的不断自我复制，终于成为了主导一时的陈腔滥调(copybook maxim)。凯恩斯认为，放任主义之所以在19世纪大行其道，除了是对18世纪无能和贪腐的政府的反动外，也得力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庸俗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的流行，同时又受益于放任主义的简单易懂和其论辩对手──保护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脱离现实。

不约而同，博兰尼在其名著《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1957)也论及自由放任观念的兴衰。他指出19世纪兴起的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和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在破坏了传统的社群文化生活之余，也同时造就了社会(包括自然、人和金钱)的自我保护，最终导致放任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自身的末路。

凯恩斯和博兰尼都批评放任主义者思想混乱，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与事实不符。这些指控，其实是反映了「自由放任」和「经济自由」等空洞能指的属性──它们并非要表述任何具体和正面的内容，只是尝试扣连无法真正统合的「人民」纷杂诉求。而同样空洞的「保护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正好作为「人民」的敌人，成就推动社会往资本主义方向转变的民粹大计。换句话说，与「文明冲突论」一样，「自由放任主义」在19世纪以至过去30年间的流行，彰显的恐怕不是政治学者或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而是民粹主义的泛滥。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见证了主宰整个19世纪的「放任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没落，而在21世纪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当代的自由放任论调也步入黄昏。随鼓吹放任主义的弗里曼(Milton Friedman)和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相继辞世，勇于偏向财阀和发动战争的布殊政府正式步下历史的舞台，在各少数族裔的支持下，美国终于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这种种转变，是否正预示了分别为贫富两极分化和种族仇恨／歧视提供理据的自由放任与文明冲突论，正式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