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ypt’s Turmoil Should Be a Warning to the U.S.’ Return to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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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近三周的埃及動亂,終於在穆巴拉克總統宣布辭職後暫告落幕。埃及民眾這次自發性的抗議活動,既非起因於激進的反美情緒或反猶主義,也不像前蘇聯國家受西方國家幕後支持而爆發的「顏色革命」,埃及人民想傳達的只是:他們受夠了穆巴拉克長達30年的獨裁統治。

 無論起因為何,埃及變天都打亂了美國的全球外交布局,也衝擊了中東的安全情勢。這次事件與過程,對美國的中東政策,充滿了諷刺的意味。白宮從頭到尾對埃及情勢變化反應左支右絀,凸顯的正是美國外交政策長期必須在民主理念與現實利益間取捨的矛盾。

 911事件之後,小布希總統的想法是:中東地區只要存有暴政、絕望和怨憤,就會形成威脅美國安全的恐怖主義活動,因而堅持要在大中東地區推行民主計畫。然而,現實利益的驅使下,美國往往與中東地區的獨裁者結盟,只為了對抗伊朗和敘利亞等敵對政權,或哈馬斯與真主黨等恐怖組織。

 長期以來,美國對開發中國家推銷民主價值觀,但每逢民主理念與國家利益相衝突之際,民主與人權多半被淡化。穆巴拉克因為忠實執行美國的政策,又扮演防範伊斯蘭激進組織崛起的關鍵角色,因此其施政上的倒行逆施,美國多半視而不見。

 過去美國多次遭逢獨裁盟友被迫下台的窘境。1970年代伊朗的巴勒維王朝被推翻、1980年代菲律賓馬可仕政權的垮台,都證實了美國支持獨裁者,最終帶來動亂,損害的還是美國的現實政治利益。現實利益也迫使美國快速調整外交立場,尤其當獨裁者被迫下野時,美國經常會落井下石。埃及動亂發生兩周後,眼見穆巴拉克已失去民心,這時歐巴馬總統的言談中,就已經透露出逼迫穆巴拉克辭職的訊息。

 民主理念與現實利益的兩難抉擇,同樣呈現於美國的亞洲政策。美國為了阿富汗的反恐,長期支持巴基斯坦軍人專政;為了圍堵中國的軍力擴張,試圖拉攏越南、柬埔寨、緬甸等獨裁政權。

 美國把中國崛起看作威脅,表面上理由是北京領導人的決策與軍事發展不夠透明,背後的真正因素則是,中國無法像埃及一樣,完全聽任美國的擺布。任何區域、國家的政經發展,若不符與美國合作的期望,美國就會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威脅。問題在於,美國這種主觀的思維,或許適用在埃及這樣的國家,但對傳統的軍事大國或崛起的新興強權,未必有效。

 當美國經濟尚未復甦,許多經濟政策還有賴中方配合之時,美國一面要求人民幣升值與開放大陸市場,一面藉人權議題敦促中國民主化,還不忘繼續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用圍堵政策來阻擋中國大陸的軍事崛起。美國在東亞、中東、阿富汗的多面樹敵,說明其外交政策不斷重蹈覆轍。

 其實,引起埃及這次動亂的眾多因素,如高壓獨裁、特權貪腐、高失業率、物價飛漲或貧富差距擴大等,在中國大陸都看得到。北京領導人歷經1989年六四事件,理應認清埃及動亂對中國政治改革的意涵,否則溫家寶總理去年也不會三番兩次地表達推動政改的必要。

 中國大陸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至今仍未歷經成熟的民主訓政,如果過速從威權體制跨越至民主憲政,產生的後遺症重者可能導致極端民族主義出現,輕者也會重蹈台灣政治民主化初期的亂象。兩者都會造成社會的嚴重脫序,屆時其周邊國家所受到的衝擊,可能遠大於美國目前對「中國威脅」的想像。

 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目標,應與區域國家合作,共建東亞和平發展,而非針對特定強權的軍事圍堵。美國因為外交政策失當,導致卡特總統時代失去伊朗,小布希任內樹敵不斷,歐巴馬當朝又可能再失去埃及與土耳其等傳統盟邦的支持。

 美國若不能吸取教訓,重返亞洲的結果,必然因圍堵中國而開支大量軍費,持續耗減其綜合國力。目前中東地區的沙烏地、約旦、黎巴嫩、巴林、葉門、摩洛哥與利比亞等國,與埃及一樣都出現嚴重的經濟問題,部分國家的政治動盪不安隱約浮現。美國應該從埃及動亂記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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