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美国战略“转移”是什么意思?
美国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坎贝尔上周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的采访时指出,美国外交政策正在过渡之中,即美国要把外交政策的优先从中东“转移”到亚洲。
需要说明的是,华盛顿的“亚洲”概念,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亚洲”概念不同。这个亚洲,仍然是西方的,即不包括西亚(中东)和俄罗斯(横跨欧亚)的亚洲,也就是仅仅为从朝鲜半岛到印度的亚洲。至于巴基斯坦,美国人一会把伊斯兰堡看做亚洲,一会又把其归入中东。
“转移”的实质是“撤退”
坎贝尔这个说明,再次证实了美国力量在战略上的调整方向。因为今年7月坎贝尔的老板希拉里(希拉莉)在出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时,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美国的政策优先。
其实,人们丝毫用不着质疑美国的战略重心是否将是亚洲,因为世界权力的重心已经集中在亚洲。再说了,亚洲从来也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之一。上述美国外交官所说的“转移”,应该正确地解读为“加强”和“优先”美国在亚太的各种布防和运作。
但是,说美国战略重点要“转移”到亚洲和美国能否实际上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是两回事。
从全球看,美国力量正在战略性地下降或者收缩,即“衰”(但未必等于“落”)。由于亚洲,尤其是太平洋亚洲是美国的“大周边”(美国一直宣称自己是“太平洋国家”),所谓把战略优先转移到亚洲,还不如说是,在整体“衰”的情况下,能确保在自家家门口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加强。换句话说,所谓从中东到亚洲的 “转移”只是一种好听一点、要面子的说法。客观的观察者要说的是,所谓转移,其实是美国从中东“撤退”到亚洲。
这一点,从美国目前的关 于国防预算在削减联邦预算中的重要性的争论中就可见一斑。在美国政府债务危机的解决过程中,不管如何,若要治本,缩减开支是根本解决方案。美国政府开支的 一个最大头是国防经费。否则,国防经费继续高涨或者维持不变,美国的高赤字和借债运行的政府机制不会根本改变。
美国战略人士,包括坎贝尔这种在外交部门工作却实际上是国防部门的人,之所以强调要战略重点转移,实际上是想借助亚洲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来为五角大楼维持,甚至增加国防预算找到理由。
因此,坎贝尔这类人所说的美国战略转移,仅是表述一个部门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国内的激烈政治争论。对中国等亚洲国家来说,不值得过度重视,因为这类话,并没有讲出多少新意。
美国战略重点的转移还未确定
在笔者看来,美国接下来的战略重点到底如何转移还远没有确定。
美国要制定一个“后美国时代”的全球战略,不是那么容易的。其难处在于美国自己确定自己的“衰”需要一个时间。现在许多美国人仍然不打算承认美国的“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古代的罗马帝国、近代的中华帝国和现代的大英帝国,在确认“衰”方面,花费了很长时间。
未来的现实可能是:继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坚定认为的“单极世界”也只是昙花一现。但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并不是被另一个霸权或者“多极世界”,而是被一个纷争、混乱、无序的世界所取代。
美国的战略战线过长。战线过长,即军事战略上的“泡沫”。这是致命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之所以主张美国“衰”论,其实,真是因为他在20世纪70-80年代就研究了战略战线过长带来的真正战略危机。许多不同意肯尼迪美国 “衰”的观点,恰恰不愿意正视美国在全球战线拉得过长,这使得美国军力“太大”,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失败。
2008年,美国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为了挽救华尔街的大投资银行,提出了“太大不能倒下”(too big to fail)的荒谬自私言论,结果,美国政府用了自己的力量去“救市”,结果把自己也搭进去,终于在今年爆发债务危机。美国的国防也是“太大”,即肯尼迪讲 的“战线过长”。如今,美国真的想好了,要从中东撤退到亚洲?我认为,如今的身份是外交官的坎贝尔,口是心非。
要让美国真正“转移”出 中东,其实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这里的中东不仅是狭义的中东,而且是广义的中东,即包括北非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大中东”。美国在中东的的地缘战略利益是 根深蒂固,非常巨大的,涉及大西洋欧洲和以色列的安全。即使美国真的有意,也难以功成身退。以色列就会力阻美国,以便让美国保持在中东的存在。
最后,美国所谓“回到”亚洲,其实,不是自己投资,在目前,美国自己也无法追加投资,而是,美国想利用美国的盟国和朋友的力量保持和壮大自己。与欧洲不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个个在经济上和财政上日子好过。除了日本,从韩国到印度,美国的老友新朋,借助经济增长的气势,正在扩军备战和军事革命。这一战略情况,正中美国的需要。于是,美国和美国的老新盟友将形成新的战略劳动分工。从希拉里到坎贝尔最近谈到的印度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作用就可以看出,美国急欲利 用诸如印度这样的亚洲“崛起”的强权,弥补美国“衰”了之力。
美国与其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的重新组合,而非美国一己之力量“转移”到亚洲,才是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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