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s “IQ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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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分化是美国最大的内政议题，也是今年总统大选的重要题目。这一分化并不只是金钱和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还有教育水平、生活习惯、家庭结构和价值取向等各种方面的异化。这样的社会分化，不仅反映在两党党争日益不可调和，也体现在两党各自内部冲突的激化。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各候选人撕破脸皮，各揭家丑，便是例子。

奥巴马上任当年，我曾经评论他面对新世纪“愤怒的葡萄”，也即蓝领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华盛顿邮报》近日强调：美国失业率连续三年超过8%，为大萧条以来仅见；而过去三年中平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下降，也达到美国政府半个世纪前开始维持调查记录以来最急剧的程度。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无不展示了美国社会目前的冲天怨气。

美国社会分化加剧和中产阶级下滑的根源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具体解救方法？因政治立场而言人人殊。在自由派看来，这是因为全球化，上层阶级掌控的跨国资本固然赚得盆满钵满，可是蓝领职位大量向海外流失，加上工会运动衰落和高等教育费用飞涨，使得蓝领阶层失去经济地位和社会机会。所以政府必须通过税收杠杆，来增加社会的公平和中下层的社会上升机会。

在保守派看来，罪魁是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不断扩大，劫富济贫的福利主义一面培养懒惰依赖心理，一面减少了私人创造财富的资本和动力。解决方法是减少政府规模和福利支出，加强私人竞争，来恢复美国原有的活力。

但是著名保守派作家默里（Charles Murray）的新书《分化：1960到2010年的美国白人状况》（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却总结出与众不同的美国社会分化原因，引起从《纽约时报》到《华尔街日报》等精英媒体的普遍关注和评论。

默里认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分化的根本动因是“智商（IQ）异化”，而无法归咎于人为原因。因为主导美国后工业社会的是“创意型经济”（《华尔街日报》语），“脑力在市场上的经济价值不断增加”（默里引用了比尔•盖茨的名言：“软件是个智商工业”），使得智商与社会成功和社会地位的关系越来越强。因为智商大部分（40-80%）来自遗传，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智商男女彼此娶嫁，生育后代，使得智商驱动的社会分化，成为世袭的固化现象。

默里的新书，其实是他与一位已故哈佛大学心理学专家里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于1994年的合著《铃形曲线》（The Bell Curve）的扩充。《铃形曲线》（代表智商分布曲线）一书中已经论证了这一智商造成的社会异化（alienation）：在新世纪里，聪明人得到最好的教育，找到最好的工作，挣最多的钱，彼此嫁娶生育聪明的下一代，而形成所谓“认知力精英集团（cognitive elite）”。但是该书将美国不同族群按平均智商排名（从低到高依次是黑人、拉美裔、白人、亚裔、犹太人），而引起了普遍的“政治不正确”批判。

默里这次完全限于美国白人作文章，不仅避免了种族争议，也使得他的结论更有说服力。他的新著不仅再次论证美国社会分化日益取决于个人智商，更突出披露了在白人内部，智商相对低下的蓝领阶层正在美国传统的四大美德──工作勤奋、家庭忠诚、社会责任和宗教信仰──不断退步，未受良好教育的蓝领白人不仅工作伦理下降，而且离婚率高企，婚外生子泛滥，宗教信仰和社会参与都显著弱化。反而是高智商高教育的精英阶层，维持了美国传统的勤奋、家庭完整和社会责任。

默里的智商导致社会异化的论点，对美国左右两派都形成很大的挑战。对左翼而言，默里论证社会下层不是因为缺乏教育而丧失社会上升将会，而是不具备在教育竞争中成功的智力（有广泛调查数据表明，中学生退学和无法读完大学，主要是智力因素而非社会或经济因素）。大量研究表明，智力受后天影响的程度很小，所以政府再是花钱，也只能救急，而无法“救笨”，给予这些人成功机会。

对于右翼而言，减少政府干预，加强个人竞争，只会进一步强化个人智商在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性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加剧智商驱动的社会异化。就是默里本人，除了言不由衷地号召知识精英，应该学会与非知识蓝领阶层“打成一片”之外，也提不出什么灵丹妙药，来解决这一日益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