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s Strategic “Pivotal Shift” in Asia-Pacific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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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一系列地缘政治发展令人目不暇接：西方政府对缅甸内政演变的迅速反应，包括美国国务卿和英国首相的破天荒访问；第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进驻达尔文港基地，被澳大利亚防长宣布为“历史性的一天”；美国和菲律宾在中菲两国黄岩岛对峙中开始“肩并肩”联合海军军演；印度首次成功试验远程洲际导弹，强化军备；《华盛顿邮报》却透露：在使用租约2016年满期后，五角大楼准备放弃印度正南的战略要地迪戈加西亚基地，而东进澳大利亚的科科斯群岛（Cocos Islands）。

除了美国与半个世纪前的死敌越南加快经济和军事合作，日本也与湄公河流域五国21日在东京召开峰会，提出《合作战略2012》；东京对近30年来首访日本的缅甸总统吴登盛允诺免除37亿美元债务，并重新提供发展援助。越南总理阮晋勇则在东京公开邀请美日等“参与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

这系列发展后面，明显都有山姆大叔的身影，以及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大气候。从历史角度，这是我十多年就归纳过的离强合弱经典战略。近期关键则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国际战略“枢轴（pivot）转向”——淡化十年“反恐战争”以来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冲突，而把“文明冲突”的主要争雄对象，转向最有经济竞争实力的华夏文明。

奥巴马政府的“枢轴转向”，明确看到了对美国国际霸主地位的真正威胁是经济实力，而不是政治伊斯兰这一徘徊世界的新“幽灵”。另外也是检讨了华盛顿针对不同国际对手的“上驷”和“下驷”，尤其是赢得对苏冷战的“普世价值”软力量，以及北约针对华沙条约在民意支持上的巨大优势。十年“反恐”显示，美国在冷战中这两大利器，对付政治伊斯兰不无对牛弹琴，但是今天“枢轴转向”到亚太地区，还是具有很大的潜力：华盛顿新近从澳洲到东南亚，尤其中国“后院”缅甸的一系列攻势，显示“普世价值”和民意牌，确实是北京的“下驷”所在。

我多次强调，道德权威赤字是北京的重大问题，不仅催生祸起萧墙的内忧，更会成为授人以柄的外患。新近的重庆领袖丑闻是个显例，直接暴露最高层次的腐败，而可以与当年林彪事件最终摧毁基层社会的毛泽东个人迷信类比。在国际上，此事不仅直接牵涉海外人士，据香港《南华早报》披露，更导致欧美上层开始关注中国军内的类似高层腐败现象。

国际盟友是北京的另一重大软肋。不妨先看一下东亚地区的实力消长大势。

一个显著的看点是日本的没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新近都特别报道了二战后日本崛起的王牌——制造业的衰落，尤其是曾经称霸全球的消费电子业。多年的行业巨头索尼、夏普、松下等公司持续亏损裁员，夏普被迫向台资鸿海精密出售股份和工厂，都是例证。

对比之下是韩国的崛起，在传统制造业和电子产业上都开始超越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不仅“韩流”文化风靡海外，韩国籍联合国秘书长和韩国裔世界银行行长，都显示不成比例的世界性影响。

在次大陆，与导弹试射反映的印度经济成就对比，巴基斯坦经济停滞不前，政治上继续缓慢崩解。美国国会议员新近甚至引进支持巴国俾路支斯坦省“自决独立”的议案。今年的新疆叶城恐怖暴力事件，也被北京指认与巴国伊斯兰组织直接有关。

可以重温一项历史教训。普法战争催动统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当时在经济实力上迅速崛起，一时颇有主导欧洲大陆、成为全球大国的远景。这一趋势被一次大战逆转，一个关键原因便是德国选择的国际盟友。大战初期，德军名将鲁登道夫对奥匈帝国实地访问调查后，向德皇报告说：“我们和一具死尸结成了同盟。”

更不幸的是德国其实与两具死尸结成了联盟，另一死尸便是与奥匈帝国一样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

在当今世局中观察一下北京的主要亚洲盟友：巴基斯坦、朝鲜、缅甸军政府。形容为“死尸”也许过分，但决都不是生气勃勃的可靠对象，甚至不是天长日久的可持续实体，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