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中情局特工斯諾登滯留香港，引起不同結局的聯想，一旦華府正式提出引渡，捲入法律、外交等爭議，一切只會更複雜。有評論相信，根據《港美引渡協議》，明顯非法使用電腦的斯諾登理應被引渡回國；有相信港府應研判此案涉及政治層面及社會利益，拒絕美國要求；亦有認為北京應以事涉外交為由，早日介入。但無論我們有何猜想，都應先研究五年前一個不受注意的案例：美國要求港府引渡伊朗人Yousef Boushvash，最終如何失敗。
伊朗人出入香港的「個別例子」
9／11事件後，美國成立國土安全部，防止軍火流向恐怖份子，成了美國重要反恐舉措，而打擊面亦迅速擴展到其他華府鎖定的國家，例如伊朗。國土安全部不時對各國提出引渡伊朗人的要求，指他們是伊朗政府的特工，負責偷運武器予伊朗政府，或美國眼中的其他恐怖組織。與美國簽有引渡協議的香港，雖然因為是中國特區，與伊朗表面上關係良好，但伊朗人出入境時頗費周章的故事時有所聞。例如曾有伊朗學者來港出席學術會議，出境時被機場扣留，要勞動相當高的層級才能放人，釐清「誤會」。
2007年10月29日，根據美國提供的情報和臨時拘捕令，伊朗人Yousef Boushvash在香港被捕。一個月後，美國正式提出引渡要求，指這人是伊朗特工，在2004年到2007年間，不但從美國經杜拜、曼谷等地偷運武器到伊朗，包括F-14戰機零件，違反美國的《武器出口管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Act)，而且犯有洗黑錢、郵件詐騙等特工常犯罪行。
香港涉外關係作為北京「白手套」
香港政府原來也打算回應美國要求，原已排期進行引渡聽證的法定程序，原訂在2008年4月14日舉行引渡聽證，卻忽然在2008年4月11日決定把這名伊朗人無條件釋放，只在前一天知會美國取消引渡。此人獲釋後不知所蹤，也就是說，香港連法定程序也不用啓動。根據外交管道透出的訊息，伊朗政府直接和北京交涉，一方面證明此人是伊朗政府的人，另一方面說他被美國設局陷害，結果北京向香港特區政府指示，此案涉及外交層面，超出香港涉外關係所能處理，建議把他釋放、讓他離港，免得被法定程序拖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管道歸管道，北京從沒有對此公開評論。由於《港美引渡協議》列明，在國家層面，涉及國防外交須北京處理；在不涉國家層面，港美雙方亦無須引渡政治犯、或涉及重大公眾利益者，但又不可能詳細列名何謂「政治犯」，因此相關定義，只能交由法定程序逐案審理。換句話說，北京影響引渡結果的方式有三類：公開宣示涉及國防外交，由中央處理；提供參考影響香港法院對「政治犯」的研判；或建議港方讓當事人自願離港、甚或將其驅逐離港。反正在公開場合，一句「I cannot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足以解釋一切。
英國拒絕美國引渡前伊朗大使
事實上，在伊朗問題上，和美國簽有協議而拒絕引渡的其他國家地區，並不在少數。同樣在2008年，一名伊朗高級空軍軍官在美國要求下被泰國拘捕，罪名也是偷運軍火。後來伊朗政府向曼谷交涉，提出此人被引渡到美國會被酷刑拷問伊朗軍事機密，結果相對三權合作的泰國法庭迅速判決，否決引渡。
更著名的案例是前伊朗駐約旦大使Nosratollah Tajik被美國當作軍火商，結果令他在英國被捕。倫敦法院用了長時間審理此案，最終也拒絕美國的引渡要求，由於此人層級甚高，案件膠著六年，困擾了法院六年，他也被軟禁六年，直到2012年12月才獲准回到伊朗。美國除了能夠在外交層面與相關國家討價還價，基本上無計可施，那位前大使固然被放回國，那位被香港釋放的伊朗人，更是人間蒸發至今。那麼這些案例，對「斯諾登門」又有甚麼啓示？
沈旭暉 明報 2013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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