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戰略與經濟對話原本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中美戰略對話最早始於二○○五年八月，由當時的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與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展開，目的在於保持、擴大雙方的合作，促進亞太和世界的和平，重點在於深化對話與互信、希望增加共識、擴大合作、加強協調與磋商。而中美經濟戰略對話則始於二○○六年十二月，由當時的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主持，討論包括航空、服務、銀行、證券、人民幣匯率、能源、環保、貿易投資、食品安全及國際經濟合作等具體經貿問題。
布希政府時期，由於其本人和新保守主義分子對中國大陸懷有強烈敵意，一度還把中共視為戰略競爭者，對兩國之間的戰略對話不表認同，只准使用資深官員對話一詞。事過境遷之後，歐巴馬政府於二○○九年開始將兩者合而為一，這代表美國思維的一大轉變。今年七月十日起一連兩天，中美雙方高層在華府舉行第五次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方由大陸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楊潔箎領軍，美方則由國務卿凱瑞、財政部長李烏率隊。由每次對話人員之多、級別之高、議題之廣可以看出，中美雙方關係的複雜多樣，雙方對此對話機制的重視。
歐巴馬政府的資深官員說，這項對話是美國「亞太再平衡」策略的關鍵工作之一，這次對話延續了歐巴馬與習近平一個月前加州峰會的主題，要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在戰略部分，議題包括北韓核武、敘利亞、伊朗、區域安全以及人權等。在經濟部分，美國關切大陸的匯率與利率，要和中方討論市場機制、金融改革等議題。美國官員並指出，美國關切的另一議題是智慧財產權保護，美國在意的不只是盜版軟體，也包括網路竊取商業機密。討論議題其實和過去大同小異。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首先，美方同意持續雙邊戰略與經濟對話，這就意味著中美關係已由量變往質變的方向發展，美國不再能漠視大陸成長的事實，或仍以對抗、圍堵的方式對待北京。其次，美國將努力與中共發展建設性的友好關係，讓大陸扮演其力所能及、合理、負責任的角色，將其進一步融入國際主流社會，接受國際行為規範。當前重點在於加強戰略互信及透明度，透過各種機制嘗試討論和解決問題，不過，兩國在人權、民主、法治等價值觀，不同政經體制、發展階段有異方面存有結構性的問題，雙方互相競爭的本質不變。
根據本報日前來自華府報導，本次戰略與經濟對話美方一開始就火藥味十足，副總統拜登開幕演說指出，北京應停止在網路「公然竊取」美國智財權行為。除此而外，拜登也要求中共尊重人權，接受國際人權規範，並說這正是中美兩國差異之所在，而中共副總理汪洋則緩頰說，「中美像夫妻，離婚代價大」，「過去我們罵美國美帝，美國罵我們共匪諸如此類。但事實證明，長期對話對兩國不僅是幸事，也有利世界和平發展。」即或拜登談話有內政或談判策略之考量，但美國一幅盛氣凌人的樣子實在不足為訓。
於此，外界不禁要質疑的是，美國到底是把自由、民主與人權當成工具或價值？就以史諾登案而言，美國政府自己做賊喊捉賊，以反恐之名侵犯了別國主權、自己國民的隱私和人權，居然還敢振振有詞的指責別國進行網路駭客行為。如果說美國一向重視民主與人權，但為何常常又是雙重與多重標準，對某些國家違反人權的舉措有時嚴加指責，有時無動於衷，這些年來，美國在世界製造了多少紛爭，從埃及到敘利亞，由中東到中亞的顏色革命，這些國家有無變得更好，美國是朋友或敵人變得更多？
最後，我們要強調的是，除非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政權的改革開放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經濟成長停滯，社會動盪，中美關係由合作轉為對抗，在中國大陸綜合國力已然大幅成長，國際影響力大增的情況下，台灣的影響力和價值可能受到嚴重衝擊。雖說這一切都是中美台三方實力對比變化所致，非戰之罪，不過政府也確實必須隨之調整戰略與策略，破壞衝撞固非正道，一味容忍退讓恐怕也不是辦法。在中美互動的過程中，台灣樂見中美雙方關係的進一步改善，台灣沒有選邊與否的問題，我們除了考慮中華民國的利益與整個民族的長遠發展之外，也該思考如何將 Chimerica（中美）的發展趨勢與 Chiaiwan（兩岸）雙邊關係的改善連動處理，這才是一個正確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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