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並非首次向美國伸出了手。
2003年,伊朗向美國提議展開協商,解決美伊之間的所有分歧。當時的伊朗總統,是首位改革派總統哈塔米。結果,美國國務卿認為哈塔米在伊朗沒有實質力量,只能說做不到,而剛在伊拉克大獲全勝的白宮和強硬派都認為沒必要和伊朗協商。美伊當年就這麼錯過了冰釋前嫌的機會。
除了提倡“建設性外交”,哈塔米任職期內,媒體、女性等都有較多自由,伊朗經濟也有改善。但他受以宗教最高領袖為首的體制箝制,改革有心無力,不只得罪了國內的保守派,改革派也對他失望,普通市民則更受內賈德等民粹派“社會公義”、打擊貪腐等比較有力的口號吸引。
2005年,比哈塔米更接近草根的內賈德大選中獲勝,他上台後漠視人權,媒體關閉、經濟持續衰退。作為民粹派,他樂於打造“勇於發言”的形象,故意發表仇恨西方的言論,伊朗遭到更嚴重制裁。
黯然下台的哈塔米發現,改革派強調的“社會自由”在民眾眼中不如保守派聲稱的改善經濟、打擊社會不公和貪腐。他轉向主張“溫和”漸進改革。2009年大選時,哈塔米支持的前總理穆薩維故意避開改革派的口號,直接在經濟和社會公義的平台上對壘內賈德。
2013年伊朗總統大選時,改革派被禁止參選,哈塔米呼吁人民支持“溫和派”的魯哈尼,魯哈尼壓倒性勝出。作為保守派、改革派都較能接受的領袖,魯哈尼最終在美伊外交上達到了突破,打破30餘年來的僵局。他回國後依然遭到了保守派丟鞋子,而且很可能最終美伊依然無法在核計劃上讓步。但這是個好的開始。
魯哈尼勝選後,哈塔米告訴一群大學生:“我們寧願改革派的論述得勝,就算改革派本身沒有勝利。”他強調,成功的伊朗總統必須和最高領袖協調,後者將協助總統達成他向人民作出的承諾。
話中無奈和妥協意味非常強烈。但以為可以依靠“人民”或“領袖”任何一方改革,等於忽略了社會結構的複雜。這是民主時代改革的本質,在任何一方都無意對話、逐漸像兩輛火車頭撞在一起之際,我們都很需要不怕死的溫和派擋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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