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r Obstructive Paradigms of American Thought Towar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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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双方需要合作，已是中美双方的共识。然而，中美关系的高度复杂性导致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必将受到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阻挠和破坏。其中，主观层面的思维因素贯穿于外交政策的形成、执行和调整等阶段，可以说是最具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因素。概而言之，在美国方面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以下四种阻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负面思维：

　　首先，是源于历史经验的宿命思维。一些美国学者与政治家基于对以往霸权更替的考察，倾向于以一种宿命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认为新兴国家必定要挑战既有霸权，中美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换言之，中美两国的冲突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战争很难避免，可能因为台湾或朝鲜半岛”(米尔斯海默语)，这种思维在具体的国际关系中集中表现为对为中国的不信任和敌对感。如防空识别区这一问题，日本、韩国设立，美国可以理解，但到了中国这里，却被美国解读为对其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挑战。

　　其次，是源于自由主义的霸权思维。这种霸权思维在外交上有两种表现：一方面是认为美国的霸权具有天然合法性，别的国家都需要美国，因为美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在中美两国间交往过程中，美国常以“世界警察”自居，并对中国指手画脚;另一方面是对霸权念兹在兹，即使在国力相对衰落时，美国仍寄希望于借助地区战略伙伴来分担霸权成本，维系其霸权，如通过维系与强化美日同盟来巩固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第三，是源于自信心下降的敏感思维。爆发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撼动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以雷曼兄弟的倒闭为起点，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自信心随之受到了沉重打击，进而表现为反应过激。一方面，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一举一动更为敏感;另一方面，从普通百姓到政治精英都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难以名状的疑虑和焦躁。对于中国发展的近期目标、长远规划、实现方式等都怀有深深的忧虑感和不确定感，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近年来从提出“战略再保证”再到推进“亚太再平衡”的原因所在。

　　第四，是源于实用主义的矛盾思维。“利益至上”是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决策精英所信奉的圭皋，并始终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处理外交事务。中美两国能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共同的安全威胁而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走在一起，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与此同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以杰斐逊、杰克逊和威尔逊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代表的对价值观的追求则作为“一支看不见的手”，对“利益至上”原则予以了某种形式的制衡，从而以“交响乐”的形式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这其中既有实用主义的功利，又有意识形态的坚持，正是这两种思想决定了美国外交思维的两面性。具体而言，在安全领域，既要通过防范中国来保持亚太地区均势，又希望中国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经济领域，既不断地在汇率、贸易等问题上敲打中国，又希望借力中国维系自己的繁荣;在政治领域，既否定和质疑中国的发展模式，又希望中国成为自己全方位的“利益攸关方”。

　　解铃还须系铃人，思维层面的阻碍因素只有通过思维层面的调整才能加以克服。褪去带色的眼镜，回归理性的思维，拓展合作的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对中国发展的正确认知，唯此，方能使得中国的发展符合中美双方共同的利益。(作者是供职于中国银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