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 Needs Profound Politic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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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美国需要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

　　还有十天，美国将真正迎来特朗普执政。他当选后，频频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自己对政治外交事件的观点，但这不能代表美国政府。但十天之后将截然不同，特朗普的一言一行将代表这个世界头号大国。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不确定性？美国如何才能变得再次伟大？

美国社会的五大矛盾

先不讨论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外交政策，看看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经过此次大选的投射，美国暴露出五种不同类型的矛盾。

　　第一，阶级矛盾。突出表现为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矛盾。中产阶级是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根基，也是美国梦的核心。但是，去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占比首次跌到50%以下。美国由此从中产阶级占据明显多数、其他阶级占据少数的“橄榄形社会”变成目前这种“擀面杖社会”。中产阶级失势、焦虑、不高兴，导致的结果就是“两反”，第一是反精英，第二是反移民。反精英表现为民粹，反移民则表现为排外，换句话说，他们既反底层也反上层，特朗普之胜选，在于他成功地调动了中产阶级。

　　第二，地域矛盾。打开当今美国的政治版图，红州和蓝州泾渭分明，呈现两极分化即所谓“极化”现象。红州支持共和党，蓝州则是民主党的大票仓，美国大选争来争去，争的其实是10来个所谓“摇摆州”。一个全国性的选举，不是取决于绝大多数地区民众的投票，而是取决于少数摇摆州选民的偏向，这说明美国的选举制度出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希拉里做梦也没料到，特朗普几乎赢得了所有摇摆州，事已至此，希拉里即使赢了近300万张普选票，也无法改写选举的结果。

　　第三，族裔矛盾。过去美国的族裔矛盾主要表现为“黑白”矛盾，但随着拉美裔、亚裔、穆斯林群体的人口的增多(拉美裔是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占15%，黑人13%，亚裔及其他约5%，白人还是绝对多数占66%左右)，美国的族裔矛盾变得纷繁复杂，黑白、棕白、黄白、黑黄、黑棕、黄棕之间，都有矛盾。但最突出的还是白人同其他族裔之间的矛盾。特朗普就是白人种族主义的总代表，他的极端言论好比一场种族主义的赌博，结果他赌赢了。

　　第四，代际矛盾。美国年轻人最支持的是桑德斯，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白人蓝领阶层多支持特朗普，而老年人往往是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支持者。原因很简单，不同年龄阶层的利益诉求不一样。老年人寻求稳定，年轻人求新求变。在初选阶段一度直追希拉里的桑德斯，最终被民主党大佬们“内定”掉了，让美国年轻选民们伤透了心，导致民主党内部出现分化，这是希拉里败选的一大原因。65岁以上的老年人，35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群体，而夹在其中的中年人则是美国社会的主体。特朗普正是争取到了这批人的支持，才最终获得选举的胜利。

　　第五，性别矛盾。男性与女性之间，异性和同性之间，矛盾都很深刻。尤其是在奥巴马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政策之下，支持同性恋的人群和反对同性恋的人群泾渭分明，LGBT(即所谓同性、双性、跨性者的统称)成为谁也得罪不起的政治势力。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无所顾忌，政治动员能力强，也很抱团。基于政治正确，谁都不敢在公开场合歧视他们，但基于社会传统，许多人骨子里却对他们很反感，由此导致性别矛盾成为当下美国社会的另一个突出问题。

　　2016年美国大选，正是上述五类不同矛盾的总爆发，而不仅仅是反精英、反建制、反权贵、反全球化的胜利。

政治原因才是问题的根本

　　这五大矛盾为何相互交织并集中爆发？首先是经济原因，即所谓二元经济对立。一方面，以华尔街为代表的东北部金融财团和以硅谷为代表的西部科技精英，敲击几下键盘就能身价过亿，发明一个产品就富可敌国，他们位于金字塔的最顶端，是时代的弄潮儿。相比之下，那些从事制造业的蓝领工人没日没夜，收入不增反减，有的还面临失业。在大湖区的“铁锈带”和中西部的农业州，人们分明看到的是另一个“发展中的美国”。这种二元经济对立导致美国区域的分化，也导致阶级的对立。

　　经济方面还有一个因素是财富分配不公。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问题，而是财富分配相差悬殊，有钱的越有钱，没钱的永远没钱，导致美国的社会流动性空前停滞，这是很多美国人愤怒的总根源。

　　其次是社会原因。一是随着婴儿潮一代人变成老年人，美国的人口结构出了问题，老中青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变得深刻;二是移民问题，少数族裔人口剧增，使白人衍生空前的心理恐慌，滋生“我们是谁”的认同危机。尤其是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一大“肿瘤”，1300万非法移民抱团取暖，争权益、要待遇、求尊重，成为美国当政者不得不面对又无法解决的大难题，由此滋生的族裔矛盾、枪支毒品等社会治安问题积重难返。

　　第三是政治原因。这才是真正的原因。突出表现两党对立、府会对立、联邦和地方冲突，政治家不作为、不敢为、不能为，导致各种问题日积月累。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年美国并没有与时俱进进行深刻的体制变革。历史反复证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要想发展进步，必须阶段性进行结构性、体制性变革，否则就会出大问题。

　　从历史上看，美国大规模改革有三次。第一次改革是华盛顿等开国元勋确定了美国的宪法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确保美国开疆辟土、不断发展;第二次改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改革，主要是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推动，使美国成功地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垄断化、工业化、都市化和国际化，实现了初步的崛起;第三次改革是罗斯福新政。它让美国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区域性强国变成全球性大国，并确立西方世界霸主的地位。

　　冷战结束后，从生产关系看，美国已经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从身份地位看，美国从从“两极”变成了“一超”;从时代特征看，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让位于和平发展的时代。面对如此巨大的内外环境变化，美国本应顺势进行新一轮体制性变革，但克林顿醉心于新经济带来的繁荣和赢得冷战的胜利感，没有改革的动力;小布什遭遇“9·11事件”，丧失了改革的时机，并因为错误的战略选择陷入“两场战争一场危机”;美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高呼“变革”的60后黑人青年，但奥巴马有改革之心却无改革之力，八年下来，“奥巴马新政”终究雷声大雨点小，绝难算得上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

　　美国也面临“美国优先”风险

　　为什么说失败了呢？因为美国历次改革都有几个共性。

　　第一，两党团结。进步运动改革的推动者老罗斯福和威尔逊，虽然党派不同，改革的路径不同，但方向基本一致;罗斯福新政则得益于罗斯福连续做了近4届总统。 而在奥巴马任内，美国两党恶斗，相当不团结。

　　第二，需要强人。两个罗斯福都属此类，但奥巴马人微言轻、根基太浅，根本玩不转国会。

　　第三，适时转嫁风险。“一战”帮了进步运动，“二战”帮了罗斯福新政，结束两场战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显然无法再通过战争去转嫁风险。

　　历史将改革的接力棒交给了特朗普，他能完成这个任务吗？他看起来至少符合一个条件，即看上去是一个强人。但强人和狂人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强的不是地方，反而会铸成大错。还未上任，特朗普就错误连连，不禁让人替他捏把汗。

　　在团结方面，特朗普显然还不如奥巴马，美国现在已经分裂到如此地步，大家有目共睹。不仅民主、共和两党是分裂的，就连共和党内部也呈现分裂态势。共和党一方面希望借助特朗普颠覆奥巴马的政治遗产，一方面则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如对俄政策)同特朗普保持距离。不难看出，如今美国在团结上遇到的问题比以往更严峻。

　　那么，特朗普要进行改革，就必须靠第三个条件，借助外力转嫁风险。他的世界观、战略观同奥巴马截然相反，多次放言要从军事上清除极端伊斯兰、从经济上制服中国墨西哥，他打造的“军人+商人”内阁，摆明了就是冲着这两大目标去。他要盟国交保护费、要驱逐非法移民、要凡事“美国第一”，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必须提高警惕。

　　但我认为，最危险的不一定是中国，全世界其实都面临特朗普风暴的冲击，包括美国自己。我们且看特朗普何德何能，能够冲破国内外重重阻力和难关，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