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 Immigration Give the US a Demographic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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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能成就美国“人口优势”吗

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1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人口增长0.4%。超过一百万国际移民流入美国成为美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另外美国“土生人口”2022年增长数超过24万人。虽然这一增幅改变了2021年全美人口增长几近停滞的态势，但仍处于历史性的较低水平。

对此，一些分析认为对美国的强大起到支撑作用的人口优势正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人口结构。在诸多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最年轻的，稳定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各主要族裔群体的生育率全线下滑，因此美国人口优势的支柱已经不是“土生人口”的净增长，而是国际移民的大量涌入。但移民问题自特朗普时期开始成为民主、共和两党及其各自选民意见对立最严重的议题之一。相关分析据此认为，要回归到移民国家，美国需要跨越很高的政治壁垒，“美国正面临其从未正面解决过的难题——人口问题。”

但另外也有人指出，有关美国人口优势消失论的分析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与人口优势进行了过度关联，认为美国的人口优势主要取决于国际移民能否大量进入。美国在维持人口优势方面有着独特条件，美国是一个传统移民国家，两党轮流执政有利于移民政策根据美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即使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移民政策也主要是反对非法移民以及对合法移民的审核严格化和限制化。例如，以家庭团聚为基础的“链式移民”是美国合法移民的主体，但特朗普政府认为其结果是引入大量低技术移民，增加福利支出等“公共负担”，因而推动一系列旨在优化移民构成、抬高合法移民门槛、减少低收入移民群体比重的移民政策改革。因此，美国的移民国家传统和政党轮流执政等带来灵活空间，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人口优势消失论”的种种担忧。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认定美国人口优势取决于国际移民大量进入的观点，事实上也默认了美国“土生人口”出生率增长乏力已成定势。美国自身人口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有：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导致就业形势严峻，通货膨胀率居高难下导致育儿成本上升，新冠疫情和贫富悬殊恶化导致生育愿望下降，社会政策的高度市场化导致生育和工作的“两难”，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社会思潮导致年轻人抗拒生育等。

同时，这种观点忽视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过去三年里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以及这一下降对美国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尽管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但今天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是近20年来最低的，下降因素主要有新冠疫情、过量服用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自杀率上升等。

即使美国调整移民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人口优势消失论”涉及的问题，但它的人口结构已经处于一个“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进程之中，将美国人口增长寄希望于国际移民大量进入，不过是加速这种转型进程罢了。这种进程加速反过来又必然进一步加剧两党及其选民在移民问题上的对立，扩大“反移民”思潮的社会影响力，其结果是移民政策的政治与社会壁垒持续增高。

例如，共和党主政的美国南部边境州与拜登政府之间的“移民大战”持续升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南方多个州，尤其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这归功于美国国内净移民和国际净移民的同时增长。因越境者人数飙升至历史高位，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共和党掌控的南部边境州，2022年通过巴士或飞机等将大量移民转运到民主党掌控的纽约市、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州等地。对此，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把移民作为“政治棋子”，共和党人则指责民主党人“伪善”等，移民显然已经沦为美国两党恶斗的牺牲品。

两党围绕移民问题的对立，根本目的都是拉拢选民、赢得选票。共和党人需要炒作“白人的愤怒”，借助移民对公共政策、社会治安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来刺激选民；民主党人需要稳定拉美裔选民这一重要基本盘，宽松的移民政策也有利于其进一步扩大选民基本盘。随着美国新一届国会2023年1月就任，掌控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将在移民问题上继续与民主党人缠斗。

另外，美国最高法院也卷入移民问题的争斗之中：两党围绕特朗普政府时期制定的以防疫为由快速驱逐移民的“第42条边境条款”持续角力。2022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宣布，暂时阻止拜登政府结束该条款。

从上可知，将美国人口优势寄托于大量国际移民涌入，实际上是在回避一个根本性问题：美国存在诸多阻碍“土生人口”生育率增长和降低美国人预期寿命的结构性原因，但美国政府缺乏意愿或能力去解决或改善上述结构性原因，放任不利于其人口优势的因素“自由”发展，既可以淘汰老弱病残又可以减少公共支出。与此同时，寄希望于国际移民大量进入来形成人口优势、拉动经济增长和提高财政收入，不过是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罢了。（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