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ffect of a Shrinking American Middle Class o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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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刚：美国中产萎缩的亚洲效应

　　美国经济复苏给2016年的亚洲经济带来了新希望。美国目前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主要出口目的地，美国经济好，有助于刺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出口。但另一方面，此次复苏已显露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层缩减。这个特点又有可能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甚至要比美联储加息后外资从新兴经济体抽逃更具负面作用。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中产阶级呈现出萎缩之势，美国社会结构正在出现转折性变化。调查显示，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占所有家庭比例已从1971年的61%减少到2016年的49.4%。与此同时，低收入家庭已从25%增加到29%，高收入家庭的比例从14%增加到21%，整个社会出现分裂势头。

　　在全球化的今天，处于上游的美国社会的变化，将很快影响到处于中下游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那些在经济上更多依赖美国的经济体。实际上，全球化下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的世界性现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传导而来的。这种传导造成的压力使得中下游国家升级或上移变得更加艰难。

　　仅以纺织品为例，几乎所有亚洲新兴经济体都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对美国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纺织品服装和鞋子是越南对美国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而它仍然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第二大类产品，紧跟在后面的还有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

　　美国贫富差距加大对消费市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它将需要更多更廉价的商品。这就压缩了生产国增加附加值的机会，甚至不得不减少附加值来换取市场份额。仅仅在外贸这一个方面，新兴经济体就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双重压力。一面是必须以最廉价的代价获取市场，以求得基本的收入。另一面又必须不断满足持续增加的劳工要求。在双重压力下，更多的返贫可能会替代脱贫。

　　这两个方面任何一方面的应对出现问题，都可能会造成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近年来，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的很多社会问题，本质上看大多都与政府无法有效抵御这样的双重压力相关。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初，亚洲新兴经济体显示出了顽强的抗御能力。这与这些国家吸取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有关。在那10年中，亚洲新兴经济通过更严格的外汇管理以及更多的外汇储备，渡过了最初的危机。

　　但是，世界经济在消费上主要靠西方拉动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准确地说，它仍然处在转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经济体对外贸出口的依赖仍然很重，这种依赖导致这些国家最终成为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间接受损者。

　　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样也会加重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度，给2016年以及之后的中国经济增加更多压力，并将由此带来一定社会负担。对此，我们必须有所意识并予以审慎应对。(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