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ve and Hate of Americans for Billionaires

<--

吴大地:美囯人对超级富豪的爱与恨

吴大地

　　

美国人向来崇尚财富。索罗斯说：“在美国比欧洲更容易致富，因为欧洲人嫉妒富豪，美国人则努力效仿。” (It is easier to be rich in America than in Europe, because Europeans envy the billionaire, but Americans hope to emulate him.)

近来，美囯人对富豪的感觉，似乎有所改変，由爱转恨，日趋恶劣。媒体岀现了许多抨击富豪的言论，尤其是那些身价亿万的新超级富豪。

说来奇怪，如果依照美国人推崇的个人打拼精神，这些新的超级富豪，似乎更应该受到尊敬。不同于那些含着银匙出世，生来富有的旧富豪，他们多数是白手起家，创业致富。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肯吃苦耐劳。他们开发的创新产品与科技，如电脑、手机、基因操控等，提升了经济生产力，解决了不少长久困扰人类的难题。

比起往日的美国富豪，他们的慈善精神，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目标更为宏大，经营的方式更有效益。例如，盖茨许诺捐出个人财产的98%，巴菲特99%。两人还共同发起一项捐献运动，号召《福布斯》“全美最富有的400人”排行榜上的所有富豪，共同宣誓，在其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并到世界各地劝捐。这些富豪，使用自己财富的方式恰似他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具有企业性质。他们不仅向杰出的慈善组织或现有机构捐赠，而且运用自己的财富去测试解决大问题的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已被称为“慈善资本主义”。

他们胸襟似乎更为宽阔，视天下为一家，很多慈善项目，都是针对现在世界上最逼切的人道、生态问题。这方面的努力，也表现在他们积极推动的国际聚会。例如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今年主题就是“改善世界现状：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构”。

有“世界的幕后政府”之称的比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商讨全球性议题。又如TED大会、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的“太阳谷聚会”、阿斯彭研究所的“理念节”以及谷歌公司的“时代精神会议”等。

　　这些知识精英的聚会，旨在分享各领域的前沿资讯，希望群策群力，交流商议，碰撞出解救人类困境的各种方案。在这类型的聚会上，最有效的通行证既不是名望也不是金钱，而是“新新事物”——一种具有改变世界的潜力的洞察力、算法或技术。

有趣的是，正是这种人类一家，不分国籍人种的天下大同精神，最引起一些美国人的反感。他们称之为“超级精英的反叛”。他们埋怨这些棈英，不先照顾自己的国人，而把大把金钱拿去救济第三世界贫民。

他们形客这些富豪的慈善事业，像一个两头重的哑铃，不是资助高端学术研究，就是救济发展中国家最贫苦的人民，对美国国内身处困境的民众，却视如不见。

他们非常不满这些超级富豪以世界公民的姿态自居，责骂他们忘本。在美国经济与就业持续低迷时，这些全球化的”族类”，由于自已特殊的优裕环境，已日渐脫离了美国的普罗大众。他们对社会经济事务的视角与态度，与一般民众格格不入。例如，一名对冲基金高管说，美国中产阶级规模萎缩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观点是，“如果世界经济的变革让中国和印度的四个人摆脱贫困，并跻身中产阶级之列，美国才有一人被挤出中产圈，这并不是一项很坏的交易。”另一个例子，一位美国网络总裁说：“我们美国人要求的薪水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如果你希望获得10倍的薪水，那你就要创造10倍的价值。这样说听起来有些苛刻，但美国中产阶级可能已到了减薪的时候。”美国人对这种貌似公允的良心话，最为痛恨。

路透社的全球资深编辑克里斯蒂娜•弗里认为，金融危机以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促使美国超级富豪与一般民众之间的沟壑，变质为烫热的政治议题。“当大家都有一份工作，又能利用飙升的房价，通过家庭资产贷款资助来享受旅游休假时，崇拜超级富豪，那是一回事；但是，当失业率达到10％，房屋价值暴跌，而华尔街的高管却几乎立即回到危机前的薪酬水平，这就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与愤怒。”

现在美国大企业的收益已然回升，问题是，推动成长的是“全球化”；赚钱的是这些企业的海外业务。美国国内中产阶级萎缩、失业严重、收入两极化加剧。加上资金大量流向营业成本低廉的新兴国家，就业率无力回升，中小企业前景黯淡。

很多美国人都知道，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成长，帮助了数以亿计的第三世界人民脱离贫困。可是，这一次世界经济收益的重新分配，对美国广大民众而言，只见其弊，不见其利。于是，他们对那些从全球化获得暴利的“超级富豪”越看越不顺眼。“超级英雄”的形象遂日渐被妖魔化为“超级恶棍”。那些“世界大同、全球一家”的高调子也越来越显得刺耳。更有人危言耸听地说，美国已落入全球富豪统治集团的掌控之中。

相信意识进化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意识随着生产技术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进化，不但认知思维方式愈趋复杂，道德意识与世界观都会随着改变。当社会从游猎部落发展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时，人们的世界观也跟着从“万物有灵论”进化到“神话期”、“理性期”；道德意识也会从“自我中心”、“族群/国家中心”进化到“世界中心”。

现在世界济已进入全球化的资讯时代，拥有先进意识的“新人类”出现，实不足为奇。根据社会心理学家贝克（Don Beck）的研究调查，估计世界人口约20%强的人已进入“世界中心”的阶段。这些人在考量事物时，采用的是全球/全人类观点。这样的人，在欧美环保、人权、前沿科技、学术圈子最常见到。某些超级富豪的言行，似乎也颇符合这个模型。

眼光敏锐的塞缪尔•亨廷顿，在2004年就写过一篇文章《死灵魂： 美国精英的非民族化》（Dead Souls: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指出了这个“全球意识”逐渐浮现的趋势。

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免不了要经过难熬的阵痛。后果将如何，会不会胎死腹中、难产？那就要看这些先知先觉者，如何去平衡囯内政治与全球发展之间的冲突。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http://www.zaobao.com/yl/yl110131_003_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