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oding the Rhetoric: US Strategic Ambiguity towar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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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曙申：戳穿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话术

在涉及对台湾的防卫问题上，“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在美国政策和战略界是一个长期话题。近些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竞争与对抗一面的强化，民进党在台湾地区实施“以武抗中谋独”政策以及台海两岸对峙对立一再升级，这个话题再度凸显于美国的政策和研究话语当中。

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协防台湾当局控制的外岛(金门、马祖)的模糊性政策：既不公开承诺防卫，也不公开表示放弃。当时美国是为约束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也试图以此“吓阻”中国大陆对外岛发动攻击。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又制定“与台湾关系法”。该法规定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但未规定当台湾受到攻击时美国是否参战协防。美国政府一直声称反对台湾问题的武力解决方式，但法律上的模糊给其介入台海冲突留下政策余地。

1995—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内部主张“战略清晰”的呼声增多。1999年，美国一些议员开始推动“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即是为了减少对台防卫的模糊性，但该法案最终未能成法。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声称，若台湾遭中国大陆攻击，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但并没有获得后续政策的支撑和体现。相反，陈水扁任内“激进台独”行径引起美国戒心，美国学者唐耐心（Nancy Tucker）认为“战略模糊”由此演变形成“双重威慑”，即一面“威慑”中国大陆不得对台使用武力，一面约束台湾宣布“独立”从而导致战争的行为。也就是说，美国要让台海两岸都去猜测其在何种情境下才会武力介入。奥巴马时期，两岸关系处于和平发展阶段，对台“战略清晰”一度淡出美国战略界话语。但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涉台议题走向中美对抗前沿，再度激起“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的辩论。

美国研究界对此大体上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转而采取“战略清晰”立场，这派声量正逐步增大。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实现国家统一的能力发生变化，美国过去的“战略模糊”不再能够对中国大陆构成有效威慑，也不足以支撑台湾对获取美国“安全庇护”的信心。

当然，主张“战略清晰”一派中也有不少人认为，美国在以清晰化政策增强对中国“威慑”的同时，也应给予中国“再保证”，比如美国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和“不支持台独”，美台关系不涉及签署防卫性质的协议等。总体上讲，“战略清晰”派认为中美在台海的博弈已与过去不同，美国若想长久“维持现状”将不得不改变“战略模糊”。

另一派则主张美国应继续奉行“战略模糊”，因为它被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能够维系台海稳定，避免美国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冲突甚或战争。这一派总体上认为，尽管台海两岸实力已然失衡，但“中国强制统一台湾”并不是“眼前会发生的事”，美国如果宣布“战略清晰”反而会产生下列负面效应：

其一，美国若宣布军事防卫台湾，将意味着向早已废除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回摆，等同于实质改变一个中国政策。那将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甚至不排除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对和平统一前景的预期。

其二，美国“战略模糊”的目标不仅在于“吓阻”中国大陆行使武力实现国家统一，也是在“台独”政党上台时，用于约束台湾当局采取冒进政策引发台海冲突。转向“战略清晰”，无疑将给岛内“台独”选民一张“空白支票”，使美国可能陷于被动。毕竟，陈水扁时期搞“一边一国”和“入联公投”就曾让美国切身感知台海风险骤升。台湾地区一些学者也认为，美国不会轻易丢掉掌控台湾的政策灵活性，不会让台湾“尾巴摇狗”。

其三，美国认为长期以来台湾在军事防卫上“搭便车”，要求台将年度防务预算占GDP的比重提升到3%。蔡英文当局任内逐年提高军事预算投入，但仍未达到美国设定的标准。一些美国人认为，转向“战略清晰”将助长台湾“搭便车”行为，使民进党当局“整体防卫构想”得不到充足经费支撑。有些日本学者如松田康博认为，“战略模糊”也是让台湾相信美国可能不会介入，因而需要加强自身防卫能力。当然，还有一些对台抱持“同情”的美国人担心一旦“战略清晰”动摇现状，台湾将首先遭到惩罚。

美国战略界对台“模糊”与“清晰”之辩自然也反映到政治圈。美国国会一些亲台议员支持调整或终止“战略模糊”。他们在本届国会提出诸多涉台军事安全类的法律草案，如“防止台湾遭入侵法案”“台湾防卫法案”“武装台湾法案”“台湾吓阻法案”等。美国白宫和行政部门称“政策没有变”，但策略上也在彰显“清晰”，如在“印太”前沿地区增加军事存在，拉帮结派扩大美国同盟优势，试图在“印太战略”中安排台湾角色，不时将美台军事合作关系公开化等。

可以说，对台“战略模糊”还是“清晰”是华盛顿的一种博弈策略和手段，也是美国平衡和干预台海的一种战略话术。随着中美和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还会不断操弄这个议题。然而，最终决定台海走向的不是模糊或清晰，而是意志和实力。（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