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tern Societal Pressures No Lighter Than Egy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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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社会压力不比埃及轻

当前发生在中东的社会政治运动，尽管在各国表现有所不同，但仍有不少共同之处：主要力量是对社会经济现状不满和对当政者失望的广大中间阶层和中下层民众：各个群体的诉求尽管不同，却都要求执政者下台：社交互联网络在其中大显威力；斗争的形式不同于以往，既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领导。

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看，这场社会政治运动并不孤立。从横向上比较，其与欧美、肯尼亚及吉尔吉斯斯坦等更多国家发生的社会动荡都有共通之处，甚至可以视为一种延伸扩展扣高潮涌起。部分原因或直接的导火线都是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加重经济发展困难，导致广大中间阶层和中下层民众生活境况恶化而加剧不满等。无论是突尼斯扣埃及的街头抗议者，还是美国的“荼党”，都多为各自国家的“草根” 阶层代表，都充分利用互联网发起运动。抗争所导致的结果也是政府换人或者执政更加艰难。英国执政10余年的工党因刺激经济不力被保守党取代，美国奥巴马在 “变革”口号下取代执政8年的布什，这与突尼斯执政23年的本·阿里出逃和埃及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下台不能说没有颇多相似之处．

换言之，就实质而言，中东所发生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政府更替，与欧美民众通过选举改变议会或政府以及探索资本主义“第四条道路”和“新资本主义”，都是在新的科技和经济形势下为寻找和调整更好的国家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做出的努力和探求，两者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不同之处在于努力和探求所采取的部分形式和路径，欧美等国民众的街头抗议和不满最终通过选举和选票来改变执政者和议政者，进而实现国家大政方针的调整和改革：中东国家则是民众的抗议示威首先终结了现政权．然后再通过选举或其他形式来确立新政权，进而采取新的国家政策。这些基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在欧美主导的国际舆论中被有意或无意地被压缩甚至忽略。相比之下，西方所关切的中东国家的宗教（伊斯兰教）、文化（激进主义）和政治制度（威权统治）等因素则被聚焦和过度放大，甚至近乎成为所谓“国际社会”关注的全部。

另一方面，从纵向联系起来看，此轮社会政治运动 “震源”，是新问题加重老问题进而导致多重危机集中爆发。金融经济危机背景下通货膨胀持续加重，从 2007年开始持续4年左右的粮食危机不断推高粮食价格致使中下层民众生活变得愈加艰难，这些问题与长期存在的高人口增长、高失业率和两极分化严重等基础性社会经济问题相互叠加、强化、激荡，使得长期累积酝酿的社会矛盾短时间内迅速激化，加上政府应对失据无力，终于酿成系统性崩盘的大乱。

在很大程度上，“震源” 甚至可以进一步追溯至“9·11”事件后乃至更早的冷战后中东国家在内外巨大压力下开始实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与调整，是较长时期以来历史性转型的延续和深化。换言之，如果有关国家的执政者在此前就能结合自身国情和世界大势，坚持不懈地推进各方面改革和政策调整，较好满足本国多数民众各方面诉求，那么兴许就能幸免于当前这场社会政治运动，据此前瞻，此轮社会政治运动在席卷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巴林、阿曼和伊朗后，势必蔓延和冲击更多国家，不仅短期内难趋平稳，甚至还可能引发更加剧烈的变动，对整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造成深远影响。（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高祖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