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中，我曾经以“大中东变局和奥巴马战略枢轴转向”为题，评论了奥巴马对外政策的最大难题：这一战略转向正好发生在大中东“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历史节骨眼上，使得华盛顿难以把军事和经济资源从穆斯林世界转向亚太地区。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停泊在西雅图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USS John C. Stennis CVN-74），整修后的下一个巡弋防区原本是太平洋海域，为奥巴马的战略枢轴转向服务。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却于8月22日宣布，应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ral Command）要求，斯坦尼斯号将提前回驻波斯湾，以抗衡“伊朗威胁”，并且应付叙利亚局势的恶化。
随着以色列政府有意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率先轰炸伊朗核设施的风声高涨，波斯湾突然战云笼罩。外交挑战之外，中东局势更成为奥巴马面对罗姆尼和共和党右翼攻击他“出卖”以色列的内政难题。
中东局势新近的演化，越来越不利于奥巴马的战略转向。
首先是叙利亚内战的扩大和深化，尽管四面楚歌，但是阿萨德政权还是维持了相当顽强的凝聚力。这主要是作为政权主体的阿拉维教派面临生存威胁而更加团结。其次是阿萨德非常精明地与境内库尔德族达成交易，放任库尔德区域事实自治。这使得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土耳其政府陷入搬石砸脚的尴尬处境，担心叙利亚一旦分崩离析，反而会促生一个“大库尔德斯坦”，威胁到土耳其自身的领土完整，明显降低了土耳其为华盛顿或沙特阿拉伯火中取栗的积极性。
叙利亚内乱加速国际化，族群冲突开始延展到黎巴嫩和伊拉克。如果两国目前的勉强稳定局势一旦被破坏，虽然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却使得美国更加难以从中东脱身。此外，卡伊达（基地）组织在叙利亚反对派阵营中的角色上升，引起《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重点报道，使得美国朝野担心再次尝到当年支持阿富汗反苏圣战的苦果，加深了华盛顿对叙政策的复杂迟疑。
目前看来，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埃及局势的演变。在评论埃及总统选举结果时，我曾指出华盛顿全力支持的埃及军方虽然控制了大量的国家权力，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实力决不能低估。近来的发展证实了这一论断。
美要从中东抽身已不可能
8月初的西奈半岛恐怖袭击事件，来龙去脉扑朔迷离，不少论客指出后面有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的影子，旨在阻止埃及新政府开放加沙地区边界。但是新总统穆尔西却利用此事对埃及军方信誉的打击，以及军队内部的代沟，出其不意地撤换了埃及革命以来的太上皇——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一下子改变了穆斯林兄弟会与军方之间的权力平衡，而被普遍形容为软性政变。这一发展完全出乎美国和以色列的意料，大大削弱了两国对开罗的影响力。
我还指出埃及穆兄会与沙特王室是政治敌手，预言前者会在国际舞台上回敬后者。穆尔西总统在叙利亚危机上表现的态度，完全证实了这一预测。穆尔西首先跨越教派分歧，通过呼吁土耳其、沙特和伊朗三国合作解决叙利亚危机，而主动与断交几十年的伊朗接近合作。接下来穆尔西总统将先出访北京，再赴德黑兰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明确展示了与美国及沙特都不同的外交立场。
埃及新政府与什叶派伊朗修好，反映了逊尼派穆兄会在政治上的稳健成熟，而不像遵奉瓦哈比原教旨主义的沙特王室只顾维护狭隘的教派利益和保守的君主专制，或是像积极参与叙利亚内战的卡伊达组织狂热分子，把逊尼派之外的所有教派都视为不共戴天的异端。穆兄会成为政治伊斯兰的主流，使人看到阿拉伯民主运动超越教派冲突的希望，也使得阿拉伯之春日渐演变为华盛顿的多事之秋。
从伊朗核危机到巴勒斯坦以巴冲突，中东问题的一个关键，说到底是犹太－基督教文明利用西方把持主导的世界秩序，坚持要无辜的阿拉伯人民承受欧洲基督教国家反犹历史罪孽的后果。“金砖四国”的崛起、欧洲日益深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阿拉伯民主运动等历史性发展，加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之下，仍然决定参加在伊朗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都说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终结。这一前景不但加剧了中东局势的高度不稳定，尤其以色列军事冒险行动的可能，也使得美国要从中东抽身来专力经营亚太看来是个“不可能的使命（Mission 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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