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中国成功抵御危机冲击，保持了较快发展。这种反差让一些美国人产生了不平衡心理，他们甚至将美国面临的经济困难归咎于中国。近期，美国在贸易领域频繁挑起争端，不断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安全审查手段等限制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也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事实上，中美经济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加强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的繁荣和稳定。
美国的经济困难不能归咎于中国
2007—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分水岭。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强劲增长。从2001年网络泡沫崩溃到2006年，在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美国保持了虚幻的繁荣。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大批企业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
最近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正在逐渐复苏，2013年增长态势或将比2012年略有好转。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止跌反弹，居民消费意愿有所提振。美国国内出现的页岩气革命和其它领域的技术进步，表明其正在努力抢占战略制高点，培育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产业。美国主导建立了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体系，并能够不断对其进行调整，使其更符合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元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够随时向全世界借钱，然后通过印钞票的方式还钱的国家。
虽然出现了复苏的“嫩芽”，也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美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首先，美国将长期面临债务压力。2012年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已经高达107.2%，加上战后“婴儿潮”一代陆续进入退休年龄，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提高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有可能陷入“债务增加—增长放慢”的恶性循环。第二，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带来风险。从2008年到2012年底，美联储先后实行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泛滥。美联储将面临如何“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难题。第三，仍然存在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美国已连续21年处于经常账户逆差，2012年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仍高达3.1%。从长期来看，居高不下的经常账户逆差，会导致人们丧失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投资者会失去对美元资产的信心。最后，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问题频发。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3年2月经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7.7%，而2008年同期，这一数据仅为4.8%。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不景气以及社会福利下降，对“美国梦”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在遇到诸多经济困难的时候，本应凝聚共识、加快革新，但一些美国人却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寻找替罪羊，转嫁矛盾和转移不满上，通过指责中国来逃避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些美国人指责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使大量中国产品低价涌入美国，导致一些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一论点缺乏现实和理论支持。首先，2005年人民币持续升值以来，目前汇率水平已大体处于均衡区间。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至2013年2月底，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约30%。由于同期中国通胀水平高于美国，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幅度还要更高。其次，贸易失衡的纠正更多应该依靠各国的结构性改革。2007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为10.1%，到2012年已经下降为2%左右。这是中国努力推行结构性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重仅仅从2007年的5.1%下降到2012年的3.1%，这反映出美国并未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作出重大努力。
一些美国企业抱怨中国国有企业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各种好处，导致美资企业在中国的公平竞争难以得到保障。事实上，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公司的产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0%左右，而非国有经济创造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65%的专利发明、80%的技术创新以及85%以上的进出口贸易。随着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的深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成为上市公司，必须接受国际和国内监管部门的监督，并按照市场的规则运营。一些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如劳动力成本上涨、其他国家在华企业和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提高等。中国没有关上对美国投资者的大门，美国企业也没有失去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调查，2012年90%的美在华公司表示对未来仍然乐观。
尽管美国一贯标榜自由开放，却热衷于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实施对华歧视性政策：通过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出口；通过所谓的“国家安全”审查阻挠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部分政府部门采购来自中国的信息技术设备；严格控制一些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这些做法不仅对中国企业不公平，也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及相关产业的利益，更严重的是，向世界发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信号，公然违背了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关于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并可能将全球经济引入“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危险境地。
中美经济合作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中美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和不同的文化传统，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也存在差异，但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合作潜力。
当前，中美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已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共同体。首先，中国对美国出口了大量产品，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降低了物价水平，并有助于美联储保持较低的利率，刺激经济增长。其次，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巨大收益。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调查，2012年89%的美国在华企业实现盈利。2/3的受访公司称，过去一年在华业务收入增长10%或更高，75%的受访公司表示它们在华业务的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利润率或与之持平。最后，中国将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为美国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融资。
今后，中美两国都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有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合作格局。对美国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稳定增长，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中国当前致力于发展方式转变，能够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新的动力。第一，中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将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因此，未来美国对华出口和投资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第二，中国企业将继续实行“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愿意到美国投资设厂，这有助于增加美国的就业。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约创造了3万多个工作岗位，预计到2020年将创造20万到40万个工作岗位。第三，美国已经意识到，未来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就是东亚。根据美国的解释，“重返亚太”是为了和生机勃勃的东亚经济进一步合作。如果美国确实希望加入亚太经济大家庭，就不能不与中国加强沟通和协作，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的增长极和稳定器。
对中国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全面均衡可持续增长。美国经济回暖，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第一，中国正在努力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提高创新能力。进口美国高端产品和先进技术，有助于中国更快地实现技术进步。美国经济回暖，也会给中国的出口提供更多的机会。第二，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很有竞争力，但服务业却相对落后。现代服务业恰是美国的竞争优势所在，中美在产业结构方面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第三，中美都在积极准备迎接下一轮新技术革命。美国拥有大量的核心技术，中国拥有大批应用型研究人才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美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人才、市场相互补充，有助于加快创新及新技术产业化的速度。
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并不止于经济领域，但经济领域最能体现出双方的优势互补，也是当前增进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的重要渠道。
中美经济合作有助于完善全球治理
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欧洲和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新兴大国逐渐崛起，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变革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更好地实现全球的共同利益。
在贸易领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种保护主义政策有所抬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很多国家开始另辟蹊径，各种自由贸易区层出不穷。这些协议可能会对成员国有利，但也可能带来贸易的扭曲、全球福利的减少。无论是哪一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都应该以世贸组织规则为依据。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自由贸易。
在投资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一起，构建全球投资规则框架。现有的国际投资惯例给予发达国家极大的灵活性，更倾向于保护发达国家的利益。但最近国际投资出现了巨大变化，新兴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势强劲。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必须得到应有的关注。它们不仅代表着传统的引进外资的东道国，也代表着新兴的对外投资国的利益。国际投资规则的未来框架是建立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投资环境，并进一步完善对企业海外投资的保护。中国和美国均应在构建国际投资体系这一挑战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金融领域，中美两国应共同合作，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在过去15年内，国际金融体系遇到数次严峻的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比上一次危机的破坏力更大。这表明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内缺乏国际规则，而这将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全球金融体系治理需要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保障资本的自由流动，并使资本可以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二是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或减少其危害性。中美可以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进一步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建立更严格的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体系等关键领域加强合作，这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保障全球金融体系的开放与稳定。
中美在全球经济很多议题中都有共同的利益，但双方也存在着“战略互疑”，尤其是一些美国人，仍然持有冷战思维，这给中美经济合作带来阻力和障碍。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应该加强经济沟通协作，实现互利共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维护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执笔：何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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