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American Young People Are Pro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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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后出生的“Z世代”成为美国大规模反种族主义示威活动的主角，这个现象受到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为什么这些“95后”年轻人成为美国抗议活动的“领军者”？对此的回答不妨溯源到比“Z世代”稍微年长、1982年到2000年间出生的“千禧一代”：美国“千禧一代”不满现行体制，向往社会主义，而两次参选总统的民主党人桑德斯就是抓住了“千禧一代”的心……

可见，由“Z世代”和“千禧一代”组成的美国年轻人都是对美国现状不满并寻求改变。“Z世代”在此次抗议运动中扮演主角，组织自己的示威活动和团体、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宣传等，既与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带来的大面积失业和经济衰退有关，更是他们对日趋恶化的多重社会问题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大量美国年轻人处于失学失业困境。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美国已有超过4000万人（1/4的劳动力人口）申请初次失业救济，其中不少是年轻人。全美学校在春季学期开始后不久便因疫情遭遇紧急关闭，美国基础教育（K-12）公立学校均已全面停课放假，高校紧急采取“停课不停学”方案，将线下课堂搬至云端。处于失学失业困境的年轻人不仅承受着经济不安全感和生命不安全感的压力，还因热爱社交和户外活动而被批评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难以有效控制的责任者之一，被贴上“享乐主义”“难于保持社交距离”等标签。蔓延到全美多地的抗议活动，因此成为这些年轻人的情绪出口。

其次，社会不平等加剧使美国年轻人深受“机会不平等”困扰。在全球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美国经济结构向金融化转型，本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和新兴国家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使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状况逐年恶化，不利于年轻人就业。今天的美国社会不仅有种族区隔，而且各种族内部的阶级差距也在扩大。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一书中所揭示的，从收入、财富和社会资本等多个维度来看，美国“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幻象已经被打破，“我们的孩子”正处于“生而不平等”状态已经是客观事实，而“Z世代”就是这本书所说的“我们的孩子”。这些美国年轻人正在借此次抗议活动表达对机会平等性丧失的不满，也希望能够身体力行地改变这种社会不平等性。

再次，社会流动性下降使美国年轻人“奋发却不能向上”。通过个人努力向上攀登是“美国梦”的精髓。但今天的美国社会经济壁垒处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其结果是，美国上层社会的孩子们享受着更多特权；而“穷孩子”身处焦虑、孤独甚至失去希望的恶劣境地，因为缺乏家庭和社区的保护而越来越脆弱化，进而越来越难以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

甚至有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称新冠肺炎疫情是“婴儿潮一代的消灭者”（BoomerRemover），以此表达对已经完成财富积累和意识形态保守的“婴儿潮一代”的不满。所以，不少美国“Z世代”将自己视为时代的受害者，希望通过参与甚至亲自组织抗议活动来推动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有所改善。

最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过度市场化使美国中低阶层年轻人面临“生存危机”。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市场力量多年来推动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产业化。生活成本持续上涨，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不同程度上成为营利性主体，大学学费上涨幅度更是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率，自1980年以来已经上涨了213%。其结果是美国学生贷款数额激增，2019年已经达到1.51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住房债务和信用卡债务的美国最大债务之一。

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只能就读于质量较差、往往以利润为导向的低水平大学，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毕业时不但拿不到学位，还因读大学而背负了沉重的助学贷款债务。目前，美国有近七成大学生承受着不同程度的还款压力，毕业后也难以实现经济独立，有的甚至需要还贷到超过60岁，只有24%的联邦援助贷款人同时偿还本金和利息，有近20%的贷款是处于拖欠或违约状态——高等教育制度和助学贷款体系被批评“加剧了美国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这也是促使“Z世代”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的重要原因。

机会平等性和社会流动性二者所受到的严重冲击，使美国现行社会模式的正确性遭遇美国年轻人质疑。“Z世代”成为此次美国抗议活动的领军者，将美国社会的代际分裂鸿沟清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