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Watch | China’s Economy Is Steadily Improving, US’ Decoupling Is Wishful Thinking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并强调“开放的中国大市场,一定能为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这进一步增强了世界对中国开放发展的信心。

美国当局坚持采取对华“脱钩”政策。四年前的美国对华贸易战措施没有解除,现在又加码对华科技“脱鈎”,欲构筑孤立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然而,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效果如何呢?

3月2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表示,中美经贸关系这一两年来不仅受到疫情影响,也受到美国采取的一些单边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尽管如此,中美贸易额仍创历史新高。根据中方统计,双边贸易去年达到7500多亿美元。此外,过去三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占其对外出口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去年已接近五分之一,中国已成为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每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知识产权服务收入150亿美元。

政治绑架“脱钩”损人不利己

由此可以看出,两国经贸关系有很强的互补性和韧性。也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脱钩”政策的失败,当然,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或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不断将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不仅违背了世贸组织原则,而且也拉低了中美贸易潜力,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从美国方面的评估看,美国制定的供应链从中国回流政策也并未起效。据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报告,美国四年前实施的对华商品加徵25%的关税政策,只是让中国进口的电信设备和半导体出现了小幅下降,但在计算机和农业设备等其他领域的进口却出现了大幅增长。

这说明,美国要和中国进行“脱鈎”是说易行难。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党恶斗推升了非理性的反华情绪,制定的对华“脱鈎”政策有违市场规律和贸易规则,难以落地生效。加之美国的官僚主义、治理效率不高和高企的人工成本,也制约了美国企业回流美国。即便是美国通过政治高压和供应链强权压迫三星和台积电等半导体大佬到美国设厂,但在土地供给、税务优惠和劳动力成本上也无法和中国相比。当然,美国也可以选择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等亚洲国家作为替代中国的供应链目的地,只是这些国家在物流、人力资本、专业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不如中国。

所以,美国对华贸易“脱鈎”堪称完败,对华科技“脱鈎”则是两败俱伤。客观言之,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尤其在核心知识产权方面,拥有中国难以企及的优势。而且,美国利用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对华禁止出口的贸易屏障,譬如中国无法获得先进的光刻机和芯片硬件设施,从而对中国形成“卡脖”使中国面临“缺芯”之痛。但在阻止对华进口的同时,不仅让美国技术失去了中国市场,也压缩了很多西方半导体设备厂商的利润。技术失去市场,资本失去利润,这样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关键是,被政治绑架的科技“脱鈎”也有违普世价值──也悖离了美西方标榜的价值观,凸显美西方虚伪和言行错乱。

科技垄断和供应链单边主义也不会长久。以美国对华科技“脱钩”为例,中国已经在集中攻关破局,突破美西方“卡脖”破解“缺芯”之痛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一旦中国拥有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新兴产业链,也会顺势形成中国主导的供应链。凭借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实力,美西方对中国的科技“脱鈎”和供应链孤立,将会变成美国的自我孤立。

中国经济复苏美企加大投入

美国对华“脱鈎”和供应链孤立,也很难打破中美业已形成的深度利益攸关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发展业务的美国跨国企业,更不愿意脱离中国这个成熟的大市场。据华南美国商会近日发布的报告,68%的美企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英特尔中国战略已升级为2.0版本,麦当劳计划今年在华再开900家,星巴克2025年前将在华新开3000家……三年疫情已过,美国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已然快速复苏。

消费作为主要经济疫情的动力在恢复,春节消费的有些指标已经超过2019年同期。很多地方也纷纷组团全球“抢订单”,外贸形势可期。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6%,比上月上升2.5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水平继续上升,实体经济基础稳固。全球各大机构纷纷看好中国经济,2023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约5%的增长。

全国两会已为全球投资者揭示:中国实现了中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并且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各国将受益于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制度红利,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将为外资提供更大机遇。这更说明,美对华“脱鈎”政策是可笑的螳臂当车。近期,埃克森美孚、麦当劳、星巴克、百威亚太等跨国企业均公开表示,计划继续扩大在华业务。正如美国投资者所说,中国依旧是企业投资最青睐的热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About this publication